这两天，同时关涉“孩子”和“房子”的消息频频出现。

据媒体报道，在江苏无锡，生育两个孩子及以上的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可在限购区域新增一套购房指标；在湖南株洲，生育三孩家庭在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和首付比例上均可享受一定特殊政策；在江西宜春，“三孩”家庭可有限配租公租房且明确为二居室（含）以上。

自“七普”数据发布以来，如何提振人口出生率，成为整个社会持续讨论的一大话题。既因为其与个人生活决策及规划有关，也因其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未来发展。在这场公共讨论中，“不安居，难安育”似已成为一大共识。近些年来，不断高涨的房价“掏空六个钱包”，并对年轻人的生育意愿造成挤压，确也符合多数人的生活体验与认知。一些地方在住房问题上找撬点，通过提供一定的购房补贴或优惠政策试图减轻相关人群生育与养育压力及成本，也算是对症下药。

有研究表明，相较于无房青年人口，在一个城市有住房的青年人口或有更高的生育意愿。而高生育意愿则主要与住房所绑定的教育等公共服务权利有关。换句话说，当一个人在城市有了安身之所，很多时候意味着拥有了获取这座城市提供的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权利，自然包括生育、养育、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兜底。这些都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是对适婚适育人群购房进行现金补贴或贷款优惠，还是通过增加保障房解决该人群的住房问题，都将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住房问题对生育意愿的挤占效应。由此延伸开来，如何“向前一步”，让参与一座城市的发展与建设但无住房的人口也能享有包括生育、教育在内的基本均等的公共服务，应成为政策瞄准的目标和方向。

不过，在生育一个孩子的过程中，住房的成本无疑是最显性的也最好计算的，而更多隐性的也算不清的成本散落在“她”处。

对一个女性来说，生育一个孩子带来的不仅是身体的疼痛或健康的风险，还有收入的减少和职业发展的受限。因为在精细育儿已成为通选的当下，妈妈们不得不拿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陪伴一个孩子长大。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并不是只有两三年，而几乎与孩子的未成年时段等长。漫长养育中的可见不可见、可数不可数的付出，都是存在机会成本的。

很多时候，其中大大小小的机会成本，更准确地说是女性的生育成本，并没有被完全看到，或者统合算到了“家庭”的头上。而恰是这种巨大的成本，让女性面对婚育时选择退却。

正是在这个逻辑下，一些人认为住房补贴和贷款优惠，难以在很大程度上撬动甚至改变一个家庭——准确地说是女性的生育决定。发展幼儿托养及普惠教育等，确实在客观上减轻了女性的养育成本，但“较真”的话，这与从减轻女性养育成本出发来筹谋施政，多少还是存在偏差。更多贴合女性职业发展特点的设计和育儿隐形成本的补偿与救济，显然应该被更多地、更精准地考虑。

也即，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讨论中，我们需要更多地考虑而非模糊性别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