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素称文明古国，文 化典籍浩如烟海。今天根据古籍的不同性质及其重要程度，分别轻重缓急，采取影印、校点、注释、今译等不同整理方法，是完全正确的。只要谨慎从事，持之以恒，那么丰富的文化遗产不仅不致失坠，而且必将在新的形势下得到发扬。

从西汉刘向、扬雄校书天禄阁，到清代朴学大师们的精心校订，我们的祖先对整理古籍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建国以后的古籍整理工作，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在今天全面开始整理古籍的时候，如何吸收历史成果，研究当前实际，总结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应该是当务之急。

目前古籍出版中一个明显的问题，是校和注搞得愈来愈烦琐，愈来愈庞杂，愈来愈不得要领，而标点断句的错误，更是发展到了习见不怪的程度。有不少所谓校本，内容错误累累，校文却眼花缭乱，无怪乎有人慨叹古书愈整理愈不能读了。这里仅就近几年工作中接触到的情况，提出一些看法，以便抛砖引玉。

(资料图)

关于影印

古籍影印，一般不属整理范畴，但作为出版部门，除了选择善本外，也不是没有工作可做。五十年代古籍刊行社影印了一批古籍，因为没有编新的目次，读者简直无法翻检，被学术界称为“死书”。

近年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古籍(如《清人别集丛刊》)，却同样不编目次；去年影印《世说新语》，上册是正文，下册是辑集的资料，大概是根据古籍刊行社本翻印的，居然仍没有加目次。读者不仔细翻阅，简直不能了解其中有些什么内容。

编目次，并不费事，出版者为什么不稍稍为读者使用设想一下呢？

关于校订

校订是整理古籍至为关键的工作。校订的目的，似宜着重使所校的著作尽可能完善，即使一时不能达到定本、善本的要求，至少也应该为读者提供一个有用的、可靠的版本；校不是目的，不能为校而校，以芜杂烦琐的校文取胜。

五十年代也出版过一些校本，其中有些是失败的，如《水浒全传》和《红楼梦八十回校本》。这两种书，校记都有成万条。二十多年来，各种版本的《水浒》《红楼梦》纷纷重印，而这两种校本再也无人过问，这就可知它的效果了。

近年来，这种不考虑著作的实际，动辄汇校的风气似乎愈来愈盛行。1981年，笔者参加安徽召集的吴敬梓纪念会，会后即有单位提出，要汇校《儒林外史》。《儒林外史》今存最早的版本是刻于清嘉庆八年(1803年)的卧闲草堂本，以后的各种抄本、刻本、活字本，都系卧本所从出，源流清楚，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至于清末鸿宝斋的所谓“增补齐省堂本”，把卧本原书五十六回补成六十回，学术界也一致肯定是后人毫无根据的狗尾续貂。此外版本间基本上没有差异，不过后来的本子订正了若干卧本明显的文字刊误，就这一点而言，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通行本可以说是比较完善的了。在这种情况下搞汇校，对研究作家作品说不上有什么价值。

由此可知，从事古籍校订，多少应该了解一些版本学，至少也应该搞清楚工作对象的版本源流，然后才能确定什么本子可以作底本，什么本子可以作对校本，哪些本子可以作参校本。选定为底本的，自然应该是最好的本子。因此，除了底本明显的错夺衍倒外，不宜改动。这样，即使校订不精审，至少也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可靠的版本。清人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三提出：

国朝人于校勘之学最精，而亦往往喜援他书以改本文。不知古人同述一事，同引一书，字句多有异同，非如今之校勘家一字不敢窜易也。今人动以此律彼，专辄改订，使古书皆失真面目，此甚陋习，不可从。凡本义可通者．即有他书显证，亦不得轻改。古书词义简奥，又不当以今人文法求之。

前人类似朱氏的议论，多不胜举，实为经验之谈，值得我们吸取。

笔者在七十年代初协助校订日本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时，除 确定底本、校本和参校本外，还规定了五条校例：

一、古体字、异体字在不影响文义的情况下，一律改通行汉字。

二、凡主要校本异文优于底本者，据以定字，可资参考者，入校。参考校本的异文，亦以有无参考价值，作为入校标准。一般异文概不入校。

三、凡底本多次出现的同一性质的错字，则在初见时改正加校，下文同例不出校记。

四、凡书中引用的人名、地名或诗文，有明显的错夺衍字，而无他本可资校订者，则根据有关史籍，酌予校正或加校记。

五、凡近人研究成果可资阅读参考者，亦酌量吸收入校。

所谓对校本，一般是指和底本同一来源的不同抄本或刻本，对校的目的，是使底本更接近祖本的面貌。参校本亦必须有选择，一般是指经过认真的学者校定的本子或类书所引的材料。一般的翻印本，不但没有对校价值，也没有参校价值。最近有一个单位整理吴敬梓的《文木山房集》，提出底本用乾隆刻本，而用解放前的亚东图书馆排印本对校。亚东本本身交代得很清楚，是根据乾隆本排印的，哪里有对校的价值！至于汇校，恐怕只有极少数著作才有这个需要和可能。

目前有些整理本，似乎基本上不讲究版本，且不分对校、参校，动辄汇校。对不同版本的异文，也不区分优劣，不是以鉴别精审取胜，而是以校文繁多炫耀。这样做，谨慎一些的，不过把有限几条有价值的校记掩盖在大量无聊的校记中，也就是说把有用的校也变得无用，等于不校；荒率的是任意改动底本，愈校愈不能读。

最近，笔者经手宋代阮阅的《诗话总龟》，这个整理本虽然还没有出版，但稿件多方面反映了当前普遍存在的校订问题，详细介绍一下该是有益的。

《诗话总龟》今存明代月窗道人刊本。这个本子刊刻不精，舛误累累。而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尚藏有明抄本和清抄本，还有缪荃孙的校本。虽然《诗话总龟》是普通的资料书，但既然排印出版，作一般校订自然是必要的。负责整理的是一位比较有经验的同志，工作开始前笔者和他商定如下几条原则：

一、刻本虽不精，应该说还是最完善的，可用为底本。

二、不轻易改动底本，不搞汇校。

三、书中引用诗文，除明显错误外，不校本集。

四、不搞烦琐校勘，希望每一条校记都有自己的价值。

但是，初稿搞成时，校记仍有成万条。为什么有这么多？分析所校内容，大体是：

一、把通用字、古今字、异体字全出校。

二、把木刻本常混用的字和别体字全出校。

三、与内容毫无关系的异文全出校。

仅以上三类，就占了万条校记中的极大比例。当然，搞得这样烦琐，也就无法精密了。如果按这个标准，无疑可以再加几倍的校，就是说，完全可以使校文远远超过全书正文。

其次，整理古籍应该根据整理对象的实际，有一个校例。某些全局性的问题，校例中一句话即可交代。如《诗话总龟》在每条末系有出处，但多错漏，整理时能加以补正，自然有必要。只要在校例中说一句“凡补正的出处加括弧以区别原出处”，即可省掉数以千百条计的校记，也省读者查检翻阅之劳。

当然，以上的例证不过是技术性 的，比较容易解决。真正要把古籍整理得可靠、有用，问题要复杂多了。

清代黄丕烈在《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续》中说：“校勘群籍，始知书旧一日，则其佳处犹在，不致为庸妄人删润，归于文从字顺。故旧刻为佳也。”因此，整理古籍，如果不考订整理对象的版本源流，动辄改动底本，确实不如不整理为愈。

校订，也称校勘，是一门科学。仅仅核出版本间文字的异同，只要稍细致就可做到，这实际是校对。而今天不少校本貌似谨严，罗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校文，严格说来不过是校对的水平，何况即使校对，尚且不能说是细致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主要有两条：

一是有些整理者总认为校的本子愈多，校出的异文愈多，校改愈多，才见出整理的成绩。这当然完全是误解。

二是稿酬制度不合理。真正精审有功力的校，数量是不可能很多的。而所花的精力，较之上文举出的滥竽充数的古今字、通用字、异体字等校文，不可同日而语。即以《诗话总龟》为例，初稿成万条校记，每条平均以30字计，就是30万字的校文。经笔者淘汰后剩下不足千条。即使这样，其中仍有一些是没有多大价值的。目前校文按创作或研究稿计酬，而校订费则极有限。删去20余万字的校文，其稿酬要远远超过校订费。所以，目前的稿酬制度为烦琐校勘开了闸门，仅靠编辑力量是难以堵住的。

关于标点

笔者于五十年代初刚参加出版工作的时候，听到不少老先生常以商务印书馆的《国学基本丛书》《丛书集成》等的标点断句错误作为谈资。前不久遇到一位老先生谈起，他感慨地说，今天如果能达到当年商务印书馆这样的标点水平，也很难了。这实在是出版界的耻辱。

鲁迅先生很重视标点，一再提出，选印古书“要认真，用点功夫，标点不要错”。还说“标点古文真是一种试金石，只消几圈几点，就把真颜色显出来了”。

古籍标点的荒率低劣，不是近年始。早在五十年代就有迹象。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苕溪渔隐丛话》，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出版的《东京梦华录》，标点错误动辄千计，无法卒读。《苕溪渔隐丛话》甚至受到了国外学者的责难。近年来出版的如《履园丛话》《啸亭杂录》等，居然连七言长诗也断了破句，这是鲁迅先生指出连数学家都能胜任的事，竟然出现在我们今天的出版物上，实在令人吃惊。至于某些出版社粗制滥造的翻印，笔者见到的也不少，这里就不必提了。

当然，拙劣的标点本在当前古籍出版中所占比例不一定大，但如不注意，确实存在着蔓延之势。究其原因，大体也有两点：

一是迷信专家名人。专家之专，有其局限性；而名人之成名，其道非一。何况既成为专家名人，他的时间可就十分宝贵。笔者所知，确实有这样的事，请某名人标点，结果由其家属代庖，名人匆匆看一遍交卷，其效果也就可想而知。

二是把标点古籍作为照顾的手段，搞“近水楼台先得月”，利益均沾，人人有份。

前举几种出版物，标点荒率，其原因不外乎上述两条。总之，如果不了解标点好古籍需要相应的水平，以及认真细致地从事，不重视出版物的严肃性，标点的质量不可能有所提高。

关于注释

注释的任务，是帮助读者阅读理解作品。随着读者对象的不同，注释工作应各有重点、各有要求。笔者曾就周振甫先生新著《文心雕龙注释》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文学遗产》1982年第2期上，着重谈了注释问题。认为这部著作所以受读者欢迎，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周先生对《文心雕龙》确有深入的研究和心得，二是在做注释时心目中时时有个读者对象在。即如《文心雕龙》而言，各种注释、今译的出版物可谓多矣，范文澜先生的注本，资料最为弘博，但仅适用于高级的研究工作者。周先生的注本，以有志于学习古代文论的青年读者为对象，广集古今研究成果，不避难点，作深入浅出的阐释。笔者在读稿过程中，也深获启发，出版后不少大专院校的教师也反映对他们的教学很有帮助。由此可知，即使同一著作，可以有适应不同读者对象的注释本。至于具体作家作品的选注本，由于所选内容不同，天地就更为广阔了。

可惜目前大量出版的注释本中，真正有特色的注本不多，往往都是一个味。甚至有些注本，不过在常见的工具书上抄些字汇、典故，不管与作品关系是否密切，硬塞进去，文不对题，搞得眼花缭乱。还有一些重复的注本，你抄我的，我抄你的，以误传误，重复多次，毫无创见。注释者对所注本如果没有真知灼见，又不考虑读者对象，即使注释的条目文字愈搞愈多，也说不上对读者有何帮助。

前两年，笔者看到一个注释稿，从文字到典故，注释可谓详尽。笔者当时提出，这样的稿件，如果作为教材，是有用的，因为有老师辅以讲解。但作为一般出版物，恐怕即使认真的读者全部读了注释，也依然不能理解作品的内容和作者的用意所在。这实际上仍是方法问题，今天的新注应该不同于古人的笺注，搞烦琐的笺注，并不等于通俗化。

至于如何避免普及注本中的烦琐，六十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结的一条选注本经验是：凡一般字典(当时确定为《新华字典》)收入的字汇，不加注释。今天《现代汉语词典》也已在北京市的小学普及，淘汰所谓常见难字的注释，并不影响一般读者阅读。如果把省下的篇幅，改成对作品内容及思想、艺术的阐释和分析，那就完全可以改变今天注本的面貌，真正起到帮助读者阅读的作用。

关于今译

古籍做到真正普及，对某些重要的作品应该进行今译。目前这个工作刚开始，说不上有成绩，更谈不上经验。

笔者认为，当年严复提出翻译工作“信达雅”的三字标准，同样适用于翻译古籍。这个“雅”字，按今天的理解，应该是翻译诗词仍须保留诗味，翻译散文必须流畅可诵。“信”和“达”当然是主要的，这也和搞注释一样，只有对作者思想、作品内容有真正透彻的理解，才有可能达到。笔者最近见到几个翻译稿，基本上无法采用，原因主要在于翻译者对作者的思想、作品的背景，缺少深入研究，草率从事，结果是译文和原文无法对上口径。

常遇到的问题，是诗能不能翻译？应该也是可以翻译的。余冠英先生的《诗经今译》受到普遍的好评，就是证明。但是余先生的译文，正是“看如寻常最奇崛，成似容易却艰辛”的，得来非易。如果不下相当的苦功夫，不仅是诗，散文的翻译亦何尝可以说容易呢？

总之，翻译和标点一样，最能反映古籍整理工作者的水平。当然，如果同样打马虎眼的话，标点要轻易得多。笔者这两年来的接触中，愿意搞校点的人似乎不少，而主动提搞今译的人，几乎没有。问题何在，不言而喻。因此，目前似有必要提倡今译，鼓励今译。

几点建议

一、希望领导古籍整理的部门，注意整理方法，广泛收集材料和情况。定期召开一些会议，根据不同情况，订几条整理的基本原则。

二、创办一个研究古籍整理的刊物，交流心得体会，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发扬成绩，克服缺点。

三、对优秀的稿件，给予必要的鼓励，如每年就校点、注释、今译等方面分别评选几种质量优秀的出版物，以作示范。

四、加强编辑工作者的责任，适当提高编辑的待遇，尤其需要表彰工作勤恳、对提高稿件质量确有帮助的编辑。目前有不少编辑同志工作是认真的，对有些稿件，编辑花的力气可能并不比整理者少。但这些同志，自己甘愿做无名英雄不说，还往往处在最不利、最易受责难的地位。编辑应该尊重作者，但同时必须考虑出版物的质量和读者的需要，这就容易和作者发生矛盾。编辑修改稿件应该周密细致，但难免总有个别失误，这就往往成为口实。总之，不把编辑放在古籍整理的适当位置，有严格的要求，并有适当的鼓励，是不利于古籍整理的质量提高的。

五、改变不合理的稿酬制度，以堵塞烦琐校勘、烦琐注释的通道。

六、古籍整理不适宜搞群众运动。

应该鼓励对某一作家作品有毕生研究的专家搞出整理本，而对一般普遍的整理，不应该层层发动，组织班子。我们今天人才并不少，毛病在于用非所长。如果真正开展整理工作，由各省严格挑选一定数量、对旧学确有根底、对古籍确有感情的退休老教师，适当带几个青年人，提出一定要求，组织起来，认真从事校点校订，其见效可以较快，成绩可能较好，质量也可以高一些，而且可以大大节省国家的经费。如果把眼光只注视大专院校，就笔者多年来的实际工作体会，恐怕未必是好办法。

原刊《出版工作》，1984年第3期，第180—189页。转自学礼堂公众号。